2026年7月8日，布达佩斯安德拉什大学（Andrássy-Universität Budapest）本特-阿尔内·维克斯特罗姆（Bengt-Arne Wickström）教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做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语言与未来讲坛”，做了题为《经济学与语言》的学术讲座。维克斯特罗姆教授横跨物理学、数学与经济学等多元学科，长期聚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本次讲座围绕语言的经济学方法论、双语生存条件、语言政策的成本效益评估、语言作为人力资本以及语言系统的效率与冗余等议题展开系统阐释，为语言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学术视角。本次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讲座伊始，维克斯特罗姆教授指出，其分享将以经济学的标准工具“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方法，与语言政策制度、人力资本等前沿议题形成互为补充的分析框架。他强调，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基石在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目标导向行为”，即社会现象由个体的目标性选择累积而成；同时，经济学研究兼具描述现状的实证分析与指导行动的规范分析两条传统。以语言使用为例，个体为适应社会互动而主动采纳当地语言，进而汇聚成社会规范，这一由“试探—同频”到“形成惯例”的动态过程，正是个体与集体相互塑造并达致均衡的典型体现。
在语言作为沟通与身份工具的分析环节，维克斯特罗姆教授引入了“最优社群规模”这一核心概念。他指出，语言的交流价值与受众规模正相关，但沟通成本亦随之攀升，因而存在成本与价值之间的最优权衡；社会形态越复杂，其最优社群规模越大。在此基础上，他推导出世界语言数量与人口总数成正比、与单语种社群规模成反比这一基本关系，并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由狩猎社会数千种语言到现代化进程中语种加速消亡的对比为例予以说明。教授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大幅降低了跨地域沟通成本，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或将从根本上重塑全球语言使用格局，甚至有可能逆转小语种消亡的趋势，成为多语共存的重要契机。
在双语生存条件与语言传承环节，维克斯特罗姆教授构建了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的语言代际传递模型，将双语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A语者、B语者与双语者三类，剖析婚配偏好、家庭教育及语言实用性如何共同决定语言的存续路径。他先后引入两类模型：首个模型基于语言实用性推演出弱势语言在双语接触中逐步消亡的一般规律，能够较为精准地解释苏格兰盖尔语衰亡及威尔士语部分衰退的历史轨迹；第二个模型进一步纳入“身份价值”变量，用以解释部分小语种在制度保障下得以稳定存续的复杂现象。他以西班牙巴斯克语的积极扶持与法国境内巴斯克语的持续衰退、芬兰瑞典语的制度性护航、印度英语与本土语言的共生、以及北美原住民语言的濒危状况为例，指出语言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使用人数，更取决于其官方地位、社会声望及背后的制度护城河。
在语言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环节，维克斯特罗姆教授强调，任何语言政策的制定都应像评估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一样，严格权衡成本与收益。他将语言政策措施区分为“空间性措施”与“非空间性措施”两大类：如双语路牌等空间性措施的成本与受众规模弱相关，而母语护理、翻译等非空间性措施的成本则高度依赖服务人数与覆盖面积，并遵循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学规律。以少数族裔语言使用者密度为横轴、受益人数为纵轴，他系统展示了不同辖区在成本收益结构上的差异，并引入“支配”（dominance）概念，主张通过多维度的优劣比较来确定政策落地的优先顺序，避免陷入单一指标下的“一刀切”误判。他进一步对比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芬兰等国的少数语言权益门槛规则，并以波兰境内德语少数族裔的分布数据为例，指出以“百分比规则”为核心的政策虽在政治话语中颇具吸引力，却难以经受严谨的经济分析检验；只有综合考量人口规模与密度的“经验法则”，才能真正让“对的人”获得应有的语言权利。
在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分析环节，维克斯特罗姆教授系统呈现了语言能力对个人经济收益与国际贸易的影响。他指出，移民若未掌握目的地主流语言，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美国等国将面临显著的工资折损，缺乏主流语言能力的移民平均薪资缩水约17%，而掌握主流语言所带来的终身回报率可高达30%；在加泰罗尼亚等双语地区，掌握当地语言亦能显著降低失业风险。就外语溢价而言，他援引研究数据指出，掌握西班牙语可在英语劳动力市场获得约32%的薪资溢价，其根源在于极度稀缺的供给；相较之下，德语因供给充足其溢价虽略低但仍具竞争力，俄语则因供给过剩且替代性强而溢价有限。2011年欧盟数据显示，英、法、德等国薪资溢价最高的外语并非英语，而是邻国语言，这一“反直觉”现象直接印证了语言价值由供需博弈决定的经济学逻辑。他还援引最新研究指出，共同语言平均能提升44%的双边贸易额，方言相似性同样能促进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流通，凸显语言在跨国及国内经济活动中的润滑剂作用。
在语言系统的经济性与效率分析环节，维克斯特罗姆教授指出，语言演化在“省力”与“清晰”之间存在深层权衡。高频词往往被压缩为音节最短、发音最简的形式，而为确保表达清晰又需引入必要的冗余；不同语言在形态标记上的策略取舍，本质上折射出使用者对“表达成本”与“歧义成本”的动态平衡。他以中文动词无需人称变位而常省略代词、法语因发音趋同必须依赖代词、德语人称标记相对匮乏等为例，生动阐释了各语言在效率与冗余间的差异化选择。就文字系统而言，他指出汉字虽前期学习成本较高，但掌握后使用极为高效，属于典型的“先苦后甜”型系统；韩文则兼具字母易解析与字符易识别的双重优势，构成介于表音与表意之间的折中方案，值得作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予以深入探索。
讲座最后，维克斯特罗姆教授与听众围绕语言经济学是否过度预设“理性经济人”、定性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适用性、语言政策与政治意志的关系、德国及欧洲对汉语的态度与人才培养、AI翻译对语言生态的影响等议题与维克斯特罗姆教授展开了深入交流。教授强调，语言效率关乎语言演变本身，而语言政策则涉及在预算约束下高效达成既定目标，经济学工具在其中保持价值中立，只负责“算清账”，不评判政策取向；语言的政治属性与文化根基决定了任何政策取舍都需在效率与公平、经济与伦理之间寻求平衡。
本次讲座逻辑严密、案例丰富、视野开阔，将成本效益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与语言演化规律有机融合，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政策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与会师生纷纷表示，讲座不仅拓宽了语言经济学的国际视野，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政策评估与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启示。
撰稿：孙午乔
审定：朱晔
终审：赵蓉晖
